期刊信息
主办:湘潭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主管:湖南省教育厅
ISSN:1007-5682
CN:43-1022/F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955307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2019-2020);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消费经济消费主义与(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不公正或非理性尤其表现在超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必须看到,虽然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明显差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不公正或非理性尤其表现在超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必须看到,虽然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别,甚至是存在一定数量的低收入(消费)人群,但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之间仍在扩大着的经济收入(支出)差距。按照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估算,全球贫困发生率已从1990年的35.9%下降到2015年的10%,降幅达70%以上,但联合国开发署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仍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而且各国之间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困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该报告共涵盖了101个国家,其中包括31个低收入国家、68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个高收入国家。而在这13亿贫困人口中,84.5%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且在这两个地区,各国之间和各个国家内部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同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非的贫困率为6.3%,但南苏丹的数字却高达91.9%;同属南亚的马尔代夫贫困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0.8%,但在阿富汗则占到55.9%;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多维贫困率为6%,而东北部的卡拉莫贾则为96.3%[9]。很显然,无论是消费经济还是消费社会,对于接近世界人口1/5的严重贫困人群而言,都还只是另一个世界中的“神话”,而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来说,造成这种天上人间差别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及其全球化本身。
另一方面,当代经济与社会的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特征,凸显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并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构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理论分析。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同时包含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两个维度、贯穿于从经济社会到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层面的完整体系。古典马克思主义系统而正确地阐明了基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视角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并着力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但在当代消费经济与消费社会中,必须同时考虑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还需要阐明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或自我矛盾特征,而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消费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一个必然制造社会不平等甚至依此为其前提的制度体系,还是一个必然制造生态环境破坏甚至依此为其前提的制度体系[10-11],而对此最为系统性的阐述,一是詹姆斯·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二是从让·鲍德里亚、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到乔纳森·休斯等人的资本主义消费批判理论。
在詹姆斯·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或挑战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事实上同时面临着来自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双重意义上的基本矛盾,并因而会发生经济“生产”与“供给”两个维度上的危机——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而引发的“实现维度上的危机”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性取向所导致的一般自然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引发的“流动性危机”,而且,这两种危机在现实中会呈现出一种既彼此间转移、又相互强化的复杂构型或效应。因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不是一条,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有两种趋势都能够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的增加”[12]。
让·鲍德里亚发表于1970年的《消费社会》,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详尽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以及所对应“需求”的意涵的重大变化,揭示了大众化大量消费的普遍化以及这一新消费(需求及其满足)构型背后的深刻社会政治意蕴,从而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消费社会理论,或“符号消费理论”[2]。
在让·鲍德里亚看来,第一,消费社会的明显标志是“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与丰盛现象”,因而“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这里的“物对人的包围”不能简单理解为物的堆积和巨大的数量,而是指包围消费者的商品是以系统整体的面目出现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够相互称呼、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再会(能够)从具体用途上去看待单个的商品,而是从其整体意义上来看待它们。“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2]4。例如,消费者在购买某一款名牌西装时,往往还要连带选购与之匹配的领带或衬衣,甚至相应的腰带、皮鞋或手提包,这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背后意义的齐备或完整。第二,消费社会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普通中产者)民众在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日常生活“需求”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者更多关注的不再是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被赋予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差异。例如,人们添置洗衣机等生活用品,不仅是将其“当做工具来使用”,还“当做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并愿意为后者掏钱。换言之,消费者喜欢某一商品的品牌和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而这不能被简单看成是个人爱慕虚荣的行为,而是一种以社会心理为基础的整体的系统行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2]前言。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意义”,既不是通过思考或论证产生的,也不是早就预设好的,而是由消费过程中的符号暗示或具体情境生发的,因为它正好契合了消费者的连锁性心理反应。例如,由喜欢排行榜上的某一流行歌曲而扩大到排行榜上的所有同类流行歌曲,由喜欢某一CD到喜欢某一乐曲的不同CD版本,甚至于爱屋及乌,购买和收藏相应的封套设计,等等。第三,消费从表面上看是由个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引起的,但其背后的社会逻辑要比个人的需求结构复杂得多。概括地说,自工业革命和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有关幸福和平等的神话是消费社会得以生长的社会逻辑——例如,“福利的平等意识”这一概念,就是在幸福和平等的神话之上滋长起来的。“‘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简单地说是任何一场原则上主张人人平等,但未能(未愿意)从根本上加以实现的革命的遗嘱继承者或执行者。因此,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2]34。“福利革命”的结果是,宪制民主或形式民主的背后是被掩盖的真实民主的缺席或平等不可求的真相,尽管由于掩盖真相的是丰盛的“物”和堆积的商品,也就十分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那副冷酷无情的面相,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的福利(消费)社会神话的畅行。但无法改变的是,无论是增长本身还是作为增长结果的福利或消费,都不可能消除社会上的矛盾和不平等,因为消费社会本身就含有一种系统性的不平等,甚至它的结构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平等之上的。因而,消费的社会逻辑或消费社会的逻辑与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是对商品的符号和符号背后的意义的需求,或者说是由占有“社会意义的欲望”所激发出来的需求。换言之,这种对符号等级或这一等级所代表的意义“差异”的需求,既永远不会得到彻底满足,也永远不会具有自身的确定性。应该说,让·鲍德里亚并没有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上否定消费本身,而是更多立足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消费的全部真相——从消费行为、消费经济到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尽管如此,他在消费社会理论或“符号消费理论”主题下所做的批判性分析还是在随后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学术与社会影响[13]。
文章来源:《消费经济》 网址: http://www.xfjjzz.cn/qikandaodu/2021/0306/740.html
上一篇:乐器信息传播与互联网经济价值最大化和乐器赢
下一篇:发展纺织工业原料是基础